详细信息
魏晋南北朝园林概述
来源:http://www.jggjsj.com/ 发布时间:2015-09-01


魏晋南北朝园林概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乱时代,也是思想十分活跃的时代。儒、道、佛、玄诸家争鸣、彼此阐发,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艺术领域的开拓,也给予造园以很大的影响。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乃是中国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转折时期。

东汉末年,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日愈尖锐,全国各地陆续发生农民暴动,最后酿成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又导致军阀大混战。军阀、豪强武装镇压了黄巾军,同时也冲垮了中央集权的结构。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形成魏、蜀、吴三国割据的局面。公元263年,魏灭蜀。两年后(265年),司马氏篡魏而建立晋王朝。公元280年,吴国亡于晋,结束了分裂的局面,中国复归统一,史称“西晋”。

西晋开国之初,在律令、官制、兵制、税制方面都作了适当改革,允许塞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移居塞内从事农业生产以弥补长期战乱后中原人口锐减的情况。由于这些措施,当时社会上确也呈现安定繁荣的景象。但好景不长,皇族、外戚、士族之间的争权夺利又促使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公元300年,爆发诸王混战即所谓“八王之乱”,农民不堪残酷压榨而酿成“流民”起义,移居塞内的少数民族也在豪酋的裹挟下纷纷发动叛乱、骚扰内地。从公元304年匈奴族的刘渊起兵反晋开始,到316年西晋朝廷覆灭,黄河流域完全陷入匈奴、羯、氐、羌、鲜卑五个少数民族豪酋相继混战、政权更迭的局面。

西晋末的大乱迫使北方的一部分士族和大量汉族劳动人民迁居到长江下游,南渡的司马氏于公元318年建立东晋王朝。东晋在外来士族和当地豪强的支持下维持了一百零四年之后,南方相继为宋、齐、梁、陈四个汉族政权更迭代兴。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前后共二百七十二年,史称“南朝”。

北方,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的“十六国”政权长期战乱不已。其中鲜卑族拓跋部的北魏势利最强大,于公元386年统一整个黄河流域,是为北朝。从此,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北魏积极提倡汉化,利用汉族士人统治汉民,北方在这时期内一度出现相对的安定繁荣。但不久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倾轧而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随后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取代。

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这一历时369年的历史时期。

魏晋以前,先秦两汉的造园活动大抵以皇家园林为主流。帝王们保持上代狩猎的遗风,需要在园林里面打猎。因此园林的范围很大,包括许多天然山川树木,取百兽实其中;当然也利用这广阔的土地种植果蔬、养殖禽鱼,甚至开设作坊。汉代盛行方士神仙之说,帝王们为求仙通神而在御苑内凿池筑岛以模拟传说中的东海仙境;堆筑高台,台上建“观”以便更接近天上的神明。这狩猎、生产、求仙乃是皇家造园的主要目的,游赏的功能尚在其次。虽然到后期园林的游赏功能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其他的目的退居次要或者徒具象征。但一般还都是比较粗放地利用或者模仿天然山水,殿宇楼阁很少配合山水作曲折的布局,也谈不上多少规划和设计的艺术。至于私家园林,虽有见于文献记载的但为数极少,而且大多追求皇家园林那样的内容和规模。如茂林富人袁广汉的私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大将军梁冀“采石为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可想见园林范围之大,难怪有的要涉于僣主犯上之嫌而被抄查没收。

到两晋南北朝,情况有了变化。第一,私家园林大为兴盛,寺庙园林和风景游览区也相继出现,造园活动逐渐普及化。私家园林在规划设计、内容或规模方面均不同于皇家园林,从而开始形成这两大园林类型并行发展的情况。第二,园林造景由前此的粗放地摹仿或者利用自然山水,进而至于能够较细致地表现山水之美。而在私家园林,则更孕育一种新的立意即有意识地概括、集中自然山水的特点并力求在园林里面再现一个更精炼的、典型化的自然。

这两点变化是中国风景式园林的发展达到转折阶段的重要标志。之所以出现此种变化和转折,乃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士族豪强能够与皇室分庭抗礼、统治阶级内部财富再分配的必然结果。而社会思想意识的直接影响,也是主要的原因。

东汉末,由于社会动乱不安,普遍流行着消极悲观的情绪。人们深感:“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因此而滋长及时行乐的思想,所谓“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即使象曹操那样纵横捭阖的大政治家也不免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魏晋之际,皇室与士族集团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斗争的手段不是丰厚的赏赐便是惨酷的诛杀。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旦牵连政治斗争,则荣辱死生毫无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界的消极情绪与及时行乐的思想更有所发展并导致了行动上的两个极端倾向:贪婪奢侈、玩世不恭。

西晋朝廷上下敛聚财富、荒淫奢靡成风。《世说新语》载晋武帝时的大官僚石崇与王恺争豪斗富“并穷绮丽、以饰奧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疾已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采溢目者六七枝”。其奢侈豪华的生活,于此可见一斑。同书还载:“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輙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故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予卿事?”其享乐的方式,简直达到了吓人听闻的程度。

知识分子的玩世不恭乃处于愤世嫉俗,也就是对整治的厌恶和对现实不满。厌恶权政正是老庄所标榜的虚无、无为而治的思想基础,不满现实的情绪则促成了佛教的重来生不重现世的学说的流行,老庄、佛教与儒学相结合而形成玄学。玄学重清谈,不拘礼法、不务实际。但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这也是在摧毁了两汉的独尊儒术、思想一统的僵化局面之后的必然结果。西晋的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是清谈家的代表人物,号称“竹林七贤”。这些人以任性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传统礼教的束缚。其行动的表现就是饮酒、服食、狂狷和寄情山水。

饮酒可以暂时回避现实、麻痹自己,所谓“胸中垒块,故须以酒浇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刘伶自诩“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唯酒是务,焉知其余”。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酒德颂》。阮籍听说步兵衙门厨房中贮美酒数百斛,乃“忻然求为步兵校尉,于是入府舍与刘伶共饮”。狂喝滥饮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缸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并共饮之”。饮酒尚不足以得到最大的刺激和麻醉,可是便服食“五石散”。五石散又名寒食散,是用五种晶石炼制而成的药,“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者寡,扉有传焉。魏尚书何宴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经过何宴的提倡,魏晋士大夫遂服食成风。这种药吃了之后浑身发热难受,必需到郊野空旷地方去走动谓之“行散”,因此而增加了他们接近大自然的机会。阮籍是狂狷人物的典型,他对人爱作青白眼,居母丧仍饮酒散发,箕踞不哭。刘伶则更加不成体统,他“脱衣裸行于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舍为幨衣,诸君何为入我幨中”。诸如此类的狂狷行为,可算是魏晋名士不满现实的极端表现了。

为了自我解脱而饮酒、服食,狂狷则在于放荡形骸,都无非是企图暂时摆脱名教礼制。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精神寄托莫过于到远离人世扰攘的山林中去。而老庄的崇尚自然和隐逸、玄学的返朴归真、佛家的出世思想也都促使他们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于是便逐渐形成了知识界的游山玩水浪漫风气。当时的名士们都喜欢啸傲、吟咏于山际水滨;他们一旦入山,往往流连忘返,甚至数日不归。群众性的郊游活动——修禊也就是在这时开始盛行起来的。

晋室南渡,江南一带的秀丽风景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特别是那些从北方迁来的士人,本来就怀着向往自然、追求自然美的心情;一旦与远胜于北方的明山秀水的自然环境相接触,则游山玩水的风气之更为炽盛,便可想而知了。出身士族名门的文人谢灵运为了游山而自制登山木屐,甚至雇工人专门为他开路。陶渊明虽然贫穷困顿,亦“三宿水滨,乐饮川界”。一般南渡士人“每至美日,相邀新亭,笈卉饮宴”,至如兰亭盛会则传为千古韵事。大书法家王羲之、献之兄弟“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号称三吴之一的会嵇山水更令他们流连不已;因此而说出这样的咏赞:“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还我莫非亲”。画家顾恺之从会嵇游玩回来,“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些都是对大自然的景物有感而发的出自心田的由衷讴歌,是为秦汉时所从未有过的情况,很足以代表魏晋南北朝一般人士的思想感情。

山水风景陶冶了士人们的性情,他们亦多以爱好山水、能鉴赏风景之美而自负。“(晋)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官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陶渊明亦自诩“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甚至一草一木都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亦绝非一时之兴会了。

寄情山水、向大自然倾注其纯真的感情,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不仅把山水风景作为客观欣赏的对象,而且力图将自己的主观精神融化、协调于大自然,作为大自然的知音而非主宰。于是,秦汉方士长期以来所蒙罩于大地山川的那种神秘的外衣被揭开了;试看陶渊明、谢灵运的山水诗文对自然风景的讴歌是何等地一往情深。魏晋山水诗文的发达,给予中国传统艺术以新的母题。魏晋人士在挖掘、探索自然美的内在规律方面所迈出的第一步,给予中国艺术特质的形成以极大的影响,当然也直接启导着中国的风景式园林在更高的水平上向前发展。

取得了与皇室分庭抗礼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门阀士族在寄情山水、雅好自然的社会风尚的影响下,身居庙堂而“不专流荡,又不偏华上;卜居动静之间,不以山水为忘”,当然也就不满足于一时的游山玩水。他们要求像皇室那样长期地占有大自然风景作为一己之享用,而经营风景式园林正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最好方式。于是,士族、贵胄纷纷造园,官僚、地主、富商也竞相效尤,私家园林便应运而兴盛起来。造园活动从帝王的宫廷逐渐普及于民间,出现了当时私家造园成风、名士爱园成癖的情况:

“王子敬自会嵇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

“(桓)元性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珠玉不离其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者,悉欲归已,犹难逼夺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远数千里”。

“谢安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来游集,肴馔亦屡费千金。世颇以此讥,而安殊不以为屑意”。

魏晋南北朝的园林,因为年代久远遗址几乎都已湮灭无存。文献方面的材料是不少的,但记载的准确性究竟如何,由于缺乏考古发掘的实物印证而难于判断。因此,探讨这一时期的园林发展情况,只能依据文字材料,就历史的总进程中缕析其概貌脉络,至于细节方面,则不可过分拘泥了。

从文献记载的情况看来,这时期的私家园林大抵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建置在郊野山水风景地带的别墅园,另一类是建置在城市里面的城市型私园。由于具体环境的不同,它们在规划设计的处理上也有所差异。

西晋石崇的“金谷园”是当时著名的别墅型私家园林。石崇,晋武帝时任荆州刺史,后拜太仆,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此人“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数百皆披纨绡,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巧”,敛聚了大量财富广造园宅。晚年辞官后,退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

石崇所作《思归引》序文中,对此园情况有一些描述:“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千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鸟鱼。家素习伎,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钓鱼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

又据自著《金谷诗序》云:“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

晋代著名文学家潘岳也有诗咏赞金谷园之景物:

             回溪縈曲阻   峻阪路逶迤

绿池泛淡淡   青柳沼依依

槛泉龙鳞涧   激波画珠楫

前庭树沙棠   后园植鸟椑

灵囿繁石榴   茂林列芳梨

饮至临华沼   迁坐登隆坻

 

根据这几段文字,可知石崇之经营金谷园,目的在于年老退休之后安享山林之乐趣,兼作服食吟咏的场所。这是一座临河的、地形略有起伏的自然山水园;包括主人居住的屋宇和从事生产的水碓、鱼池、土窟,当然也有大量的辅助用房;是为游赏而兼有地主庄园的性质。所以说,金谷园是最早见于记载的庄园式的私家园林。园内有许多“观”和楼阁建筑物(其中之一相比就是绿珠坠楼的地方了),为园主人提供观赏、饮宴、丝竹、女乐享受之场所。人工开凿的池沼和由园外导引来的金谷涧水穿错萦流于建筑物之间,河道能行驶游船、沿岸可供垂钓。园内树木繁茂,职务配置以柏树为主调,其它的多样品种则分别与不同的地段环境相结合而突出其点景作用。例如前庭的沙棠、后园的鸟椑、柏木林中点缀的梨花等等。可以设想金谷园的那一派赏心悦目,亲切近人的风貌;其造景方面的精致处,比起两汉私园的粗放,虽然不大一样。至于楼、观建筑物占园林建筑中的相当比重,则仍残留着汉代遗风。

关于金谷园的园址,《水经注》有一段文字记载:“谷水过河南王城西北,东至千金堨,又东又结石梁跨水,制城西渠也。谷水又东,左会金谷水,水出太白原东南,南流历金谷,谓之金谷水,东南流经晋慰卿石崇之故居。金谷水又东南流入于谷。谷水又东经金墉城北”,郦道元写作《水经注》上距石崇的时代不远,文中的记述应是确切的。所谓“石崇之故居”即金谷园,按文中的描写,大约在今洛阳市东北约七公里、孟津县境内的马村、左坡、刘坡一带,正好位于魏晋洛阳故城的西面。据洛阳博物馆郭文轩同志介绍,这一代发掘的唐墓中有“葬于金谷村”的墓志,足证唐代仍沿用金谷之名,而且还是当时的一处风景名胜,多有文人的题咏。如杜牧诗有句云:“凄凉遗迹洛川东,浮世荣枯万古同。桃李香消金谷在,绮罗横断玉镂空”,写的就是绿珠坠楼的故事。这里北枕邙山、丘谷略有起伏的地貌与石崇《思归引》所描写的亦相吻合。至于现在洛阳火车站附近的所谓“金谷园”则是宋以后人的误会,以讹传讹而迄于今。

金谷园不仅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别墅型私家园林的代表作,也是地主庄园与游赏性的园林相结合之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例子,唐代盛行的山庄,别业(如著名的?川别业)就是属于这种性质的园林。

北方的城市型私家园林则可举北魏洛阳诸园为代表。

北魏自孝武帝迁都洛阳后,进行全面汉化并大力吸收南朝文化,人民由于北方的统一而得到暂时的休养生息。经济和文化都很繁荣的洛阳又在魏晋旧城的基础上再加扩建,城东西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共有居住坊里二百二十个;大量的私家园林即散布在这些坊里之内的附廓的近郊。其中位于退酤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邙山的“寿丘里”是王公贵族私宅和园林集中的地区,民间称之为王子坊。这些园、宅都极华丽考究,《洛阳伽蓝记》中有如下描写:“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崇门丰室,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入其后园,见沟渎骞厂,石磴礁尧。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

这两段文字说出了北魏私家造园风气之盛,园林不仅是游赏的场所,甚至作为斗富的手段。“入其后园”说明园与宅是分开而又彼此毗邻的,即所谓“宅园”的形式。园内已经运用叠石作为造景的手段,有飞馆、重楼等形象丰富的建筑物。“飞梁跨阁”就是在桥上建阁,可能类似后世的亭桥或廊桥。

同书还详细记载了大官僚张伦的宅园:“敬义里南有昭德里。里内有……司农张伦等五宅……,唯伦最为豪侈。斋宇光丽,服玩精奇,车马出入逾于邦君。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此园有人工堆筑的假山名叫景阳山:“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嵌崟相属。深蹊洞壑,逦遽而通。峥嵘涧道,盘行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天水人姜质很欣赏这座园林的假山,因作《庭山赋》云:“其中烟花雾草,或倾或倒。霜干风枝,半耸半垂。玉叶金茎,散满介墀。燃目之绮,裂鼻之香。既共阳春等茂,复与白雪齐清……。白鹤生于异县,丹足出自他乡。皆原来以臻于此,籍水以翱翔”。

从上述的描写看来,作为园林主景的假山景阳山已经能够把天然山岳形象的主要特征集中地反映出来了。山上绿化很好,还蓄养着珍贵的禽鸟。园内高树成林,足见此园历史悠久,可能是利用前人废园的基址建成。在洛阳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坊里内建造私园,用地毕竟有限,私家财力也远不逮帝王;而且还受到封建礼制的约束,园林的规模是不可能太大的。唯其小而又要求全面地体现大自然山水景观,就必须在“小中见大”上面做文章。也就是说,人工山水园的造景不能再运用简单的写实方法,必得从写实过渡到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庭山赋》所谓“庭起半丘半壑,听似目达心想……。下天津之高雾,纳沧海之远烟。纵列之状一如古,崩剥之势似千年。若乃绝岭悬坡,蹭蹬蹉跎。泉水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复危多。五寻百拔,十步千过。则知巫山弗及,未审蓬莱如何”,已多少透露筑山造景方面运用写意手法的端倪。

南朝的私家园林似乎存在着两种不大相同的情况:一种比较讲究花石楼馆的华丽格调、刻意追求偏于绮靡的园林景观,另一种是朴质青隽的格调、着意突出山池林木之美。前者以贵戚、官僚的城市型私园为代表,后者则多半为名士、文人所经营的别墅园林。

南朝的首都建康是贵戚、官僚造园的集中地:

“(茹)法亮,吴兴武康人也。齐武帝即位,为中书通事舍人……,势倾天下。广开宅宇,杉斋光丽与延昌殿相捋……。宅后为鱼池钓台土山,楼馆长廊将一里。竹林花药之美,公家苑囿所不及”。

“广陵城旧有高楼,(徐)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富。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召集文士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

“(梁)湘东王子(建康)子城中造湘东苑。穿池构山,长数百丈,植莲蒲缘岸,杂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阁,跨水为之。南有芙蓉堂,东有楔饮堂,堂后有隐士亭,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堋、马将,其西有乡射堂,堂置行堋,可得移动。东南有连理堂,堂前枘生连理……。北有映月亭、修竹堂、临水斋。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潜行宛委二百余步。山上有阳云楼,楼极高峻,远近皆见,北有临风亭、明月楼。”

南齐文惠太子拓展“元圃”作为私园,为了不让园内的“穷巧极丽”被皇帝看到而见责,甚至在其周围施以绿化、高墙把园子障蔽起来。诸如此类的情况都说明南朝达官贵人造园的内容和追求的绮靡风格与北朝贵胄的私园实在是不相上下的。

东晋南渡,江南一带人文荟萃,文化艺术的发展较高于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北方。加之当地山水风景的钟灵毓秀,风景式园林的艺术造诣也有北朝所不及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文人、名士们所经营的私园特别是别墅型园林方面,似乎这类园林更为普遍一些,应该说是南朝造园活动的主流。它的清隽风格从孙绰《遂初赋》中一的段文字可以略窥其概:“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江南名士们的别墅园之所以不讲求甚至鄙夷那种馆阁之胜的富贵气,之所以着重于延致“带长阜、倚茂林”的自然天成之趣味,并不在乎他们物质财富的多寡,主要由于他们在精神气质方面更多地接受道家的影响,对自然美有着更高的鉴赏水平。因此,即使富贵如帝王也不免受到潜移默化:“(梁)简文帝入华林园。顾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江南山水细致秀美,别墅园又都是依山傍水或者聚石蓄水,更多地注意“花药分裂、林竹翳如”而对建筑形象并不作过分地渲染:

“(戴)颙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筑室,聚石、饮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

“(刘)勔经始钟山之南以为憩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爱素者多往游之”。

“(谢)灵运父子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回嵇,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

看来,南方的名士乃是真正以居处园林的方式来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好赐予,所谓“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即使淡泊明志、贫困交加的陶渊明亦不忘情于“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经营,园林普及于民间的情况,似乎也比北方更多一些。

概括言之,从大到小,从粗放到精致、从写实到写意写实相结合,乃是魏晋南北朝私家园林发展的总趋势。这个趋势的核心部分则是那些朴素隽雅、妙造自然的小园林,有关它们的吟咏亦屡屡出现在当时文人的诗文中:

春夜芳时晚     幽庭野气深

山疑刻削意     树接纵横阴

户对忘忧草     池惊旅浴禽

樽中良得性     物外知余心

                  江总《春夜山庭》

池亭三伏后     林馆九秋前

清冷间泉后     散漫杂风烟

渠开千叶影     榴艳百枝然

约岭停飞旆     凌波动画船

                 肖悫《奉和初秋西园应教》

而庚信的《小园赋》甚至将此类小园林譬之为“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所谓“桐间露落,柳下风来……。山为篑覆,地有堂坳……。支区兮狭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户平行而碍眉。坐帐无鹤,支床有龟。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碓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从砻,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箎李奥,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形象地描绘出那一派“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大自然生态的模拟。



Copyright www.jggjsj.com (复制链接) 北京筑合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北京古建修缮,北京仿古建筑设计,北京古建筑修缮设计等产品,欢迎来电订购.